科索沃战事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西方列强下一个世纪可能的军事战略。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必须密切关注政治经济动向，了解国际国内发展趋势，研究最新的商战战略。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小强与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学会主席彼得·诺兰教授合著的《战略重组──全球产业强强联手宏观透视》（文汇1999．5版）一书，或可引发我们不少思索，带给我们一些启迪，甚至一些惊醒、一些强烈的震撼。
本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西方产业重组的企业兼并席卷全球。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和信息技术时代的火车头，产业重组的企业兼并更是如火如荼，不仅不受金融风暴的影响，而且愈演愈烈。9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收购兼并的金额持续陡升，1998年高达2．4万亿美元。全球历史上十次最大的兼并事件，九件发生在1998年，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电讯、银行和石油等战略产业。
不同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兼并，具有不同的具体原因。概括地说，产业重组和企业兼并形成席卷全球的浪潮，基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冷战结束，各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使跨国直接投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大大提高。第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全球范围企业管理的技术手段。在这两个条件下，通过兼并扩大企业规模，可以明显提高规模效益。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规模效益 ，已经远远不是我们通常强调的固定资产投资或企业生产设备的规模效益，而是研究开发的规模效益和市场开发、销售和服务的规模效益。18～19世纪，技术进步以发明为主导。譬如，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电报，福特发明汽车等等。今天，技术进步的时代特征，在企业竞争层面，是多种技术相互渗透的组合应用。这使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越来越大。倘若利用研究开发成果的产品产量没有足够的数量，就无法平摊或承受庞大的研究开发支出。典型的案例是福特汽车公司花30亿美元开发全球统一的新车型，如果福特只有30～50万辆的生产规模，虽然满足了制造设备的规模经济要求，但是，每辆汽车平摊近万美元的研究开发费用，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换言之，竞争需要投30亿美元去研究开发，就同时需要有400～900万辆（福特与通用汽车的年产量）的企业生产规模。显而易见，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两个或几个企业一合并，马上就可以把原来各自各搞一套的研究开发集中起来，节约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同样浅显的道理适用于企业的市场开发和售后服务。创立品牌的开支，市场网络建设的开支越来越大，同样需要越来越大的企业规模来支撑。1996年，好莱坞的一年的广告开支高达17亿美元；花旗银行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四千个分支机构，拥有一亿客户。倘若没有足够大的企业经营规模，广告和市场网络的巨额支出根本无法收回。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兼并可以当收立效地节约分头开支的广告费用，把分头建立的营销网络合并，或者在原来的专业网络上附加多种经营，大大节约资金与管理成本。
在宏观上可以说，企业兼并狂潮的直接动力，远远超出追求生产设备规模效益的范畴，而是在研究开发和市场营销开支越来越大的激烈竞争中，通过减少重复建设，节约成本。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为了赢得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的胜利，西方各国政府，尤其是标榜自由经济最不竭余力的美国政府，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重组和企业兼并狂潮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干预和促进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80年代，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为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我们把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单位作为企业，展开自负盈亏的改革，打破垄断，展开竞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部门、地区分散分割的小企业组织形态，已经越来越难于应付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一些战略性产业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席卷全球的企业兼并狂潮，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提出了产业战略重组的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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